我的素材基地是生活
记者：我觉得您的作品是有很鲜明的风格的，我特别喜欢您的杂体散文，比如《九三断想》《九五随想录》等，有一种特别的机智和聪明，很敏锐，有反思的深度，带有鲁迅的风骨，又有一种让人会心的幽默，写人论事都给人酣畅淋漓的感觉。而透过这些作品，我也很喜欢小说中的那个“我”，很有正义感，爱打抱不平，像一位侠士。事实上，我觉得“我”就像现实中的梁晓声。
梁晓声：我最早的这类作品是《父亲》，而那确乎就是写的我自己的父亲。写这些文章时，大概三十三四岁，还不足以成传，不能称其为自传；其中是有一些纪实的内容的，但又不全然是纪实，所以我称之为“自白小说”。在其后的《一个红卫兵的自白》中，“自白”索性就在题目中出现了。我的这些文章事实上是介乎小说和自传之间的，是小说化的自传，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我自己的经历，而我个人认为有必要写在作品中的。很多我以第一人称叙事的作品，《京华见闻录》、《从复旦到北影》，都是我思考现实的一种载体，也没办法确定是不是纪实性的。我在写这些文章时，并没有从概念上去理清它是什么体裁的，我只是记下那个大时代促使我想到的问题。
至于你说的幽默，我在写作时虽然也考虑到要写得好玩一点，但跟今天很多人所追求的用一定的技巧、行文的幽默来吸引读者还是不太一样的。我当时的出发点是用幽默的元素来消弭文章中过分严肃的成分。因为很多作品涉及到的都是当时极易引起关注的问题，那些作品当时出版时没有受到限制，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此。现在看来，那个时期的出版空气还是比较活跃的。当然，我本人也确实是非常喜欢幽默的，它能化解生活中的许多沉重、尴尬，这也是一种智慧。
记者：您的散文作品数量是很惊人的，至今有两百万多字了，而您的作品跟余秋雨等作家的“文化大散文”风格迥异，跟温州一些散文家的作品也不一样。总体上，我感觉您的作品都是紧密关注社会现实、关注民生的。而如果以您的作品来观照温州的文学作品，会发现温州的文人们更倾向于对一些社会问题采取后撤的姿态，有评论说温州作家足以构成一种现象，在经济发达的温州，出现了最纯粹的作家，从事的是纯文学的写作。我在想，这是不是文学观念上的不同呢？似乎一个更“入世”一些，一个更“出世”一些？一个更硬朗，一个更温婉。在今天，人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品格呢？
梁晓声：我对温州当代的散文家了解不是太多，所以对温州的文学现象也许没有发言权。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，人们的生活指标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也许贫富矛盾就没那么突出了。大部分人达到了中产阶级生活水平，贫困不再那么咄咄逼人，我们会转向对人本身的思考，关注人性、人的心理，也可能转向欣赏，对美的追求和品味。你比如看美国文学，在二十世纪初期，有不少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，如德莱塞的《嘉莉妹妹》、《美国的悲剧》等，而到了现在，超现实的多了，想象的多了，有时也以一种戏说、喜剧的方式来看现实生活。文学作品干预社会的时效性是有限的，也会出现还没有干预，矛盾就已经化解了。不能以作品的批判性来衡量一部作品。
我个人的散文创作，更多是从生活中来的，一般不会从书本阅读中产生写作的念头，不会使自己变成那么一个人：平时看书，写书时又以书为素材基地。我的素材基地就是生活。你也知道，我在讲课时也从来不会拿别人的讲义，如果别人的讲义的确非常好，我会推荐学生自己去看，但讲课时我都是讲我自己的感悟。
在我的散文中，有一类比较特殊的散文。当时发表的时候，它们是被归为小说的，如《一只风筝的一生》、《无琴的城》、《喷壶》等，有些还获过《小说月报》的小说奖。但现在我更喜欢把它们收到我的散文集里。在我看来，有些作品除了故事性之外，更带着一种寓言性，如安徒生的《海的女儿》，王尔德的《快乐王子》。这些作品，我更倾向于视之为散文。而我也更偏爱这类作品。
记者：也许小说更注重故事性，以情节取胜，而散文更注重言外之意，需要仔细品味。我一位朋友也调侃说小说不用买，看一遍就行了。
梁晓声：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，国内作家都写小说时，西方的热衷点已经转向了散文和传记。我个人认为，阅读是有阶段性的。小说可以认为是阅读的初级阶段。你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人，他喜欢读书，而且在他的一生中一直就读小说。现在人们读小说，更多是作为畅销书，含有畅销书的元素，如《达芬奇密码》。在我们的儿童时期，我们喜欢读童话故事，到青年时期，喜欢读题材新颖的小说之类，而往往到了35岁之后，读得更多的则是散文、随笔、传记、历史和哲学。一个终身喜爱读书的人，他的书架上放得最多的是什么书？往往是哲学、历史、社会和艺术鉴赏等等。
记者：您曾说过，一个国家的文化肯定和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。那么一个城市也应当是如此。今年三月底您曾来过温州，您对温州的文化和经济状况怎么看呢？有人说，一座城市有没有文学大不一样，文学提升它的格调。怎样才算形成了一个城市的文学呢？
梁晓声：说一个城市，或者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是热爱文学的，当然也有很多那样的盛况。中国古代也曾被称为“诗歌国度”，诗性的国家，老百姓都能吟诗，连歌舞伎们都将诗歌谱曲传唱，用今天的说法那也是文学的传播。在前苏联的集体农庄，人们在劳作的间隙也诵读诗歌等文学作品。但那样的盛况只存在于一定的时期。
我想文化和文学它们是两个概念。不能说一个城市文学不繁荣，这个城市就没有文化了。你告诉我，温州的图书馆里读者也很多，即使他们是考律师证、会计证的“考证族”，读的不是文学，你不能说“考证文化”就不是文化。看报纸、看电视，也都是文化。但区别一点，这样的人只不过是普通的大众传媒接受者。
一个人是需要读一点文学的。有的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看报、上网，但他还是那样一个人，在思想、情感上并没有太大的提高。上网、看报不等于读书，它也许能提供一些消息和知识，但文学包含了比字面意思更多的元素。同样是文学作品，给予人的东西也不一样。一个人只读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》，不读《悲惨世界》、《九三年》，他也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，冉·阿让的悲悯情怀、《九三年》所说的，“在一个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，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”，这些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品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。文学的价值是多样化的。好的作品像一盏灯，我们可以找到自己认同的价值和立场。
我关注的还是那些问题
记者：我昨天看了您的近作《伊人，伊人》。感觉它相较之前的作品有了一些变化。您说过自己对这本书也很偏爱，说这是一本非常好玩的书。有评论说这是您第一部探究和叩问中国人男女关系的情爱小说。但我觉得那不是情爱小说，您还是在探索社会问题。读《伊人，伊人》跟读路文彬的《流萤》感觉是不太一样的，同样探讨爱情问题，读者思考的完全会是两种维度。《流萤》向往流浪、向往自由，关心什么才是人自己真正需要的意义。而《伊人，伊人》即使写一个爱情故事，里面也还是会隐藏着一个恢宏的时代背景，读完让我有一种惆怅的感觉。
梁晓声：说偏爱这部小说有些不合适。其实这部小说倒可以说是我的一次轻松的尝试。在这几年，韩剧在年轻人中很热，而其实这样的电视剧很多都是粗制滥造的，情节老套、没什么营养。韩剧里的爱情描写很多都很幼稚，比琼瑶都差远了。我就想，这样的东西实在也没什么，我们也完全能写，而且能写得比他们更好。在这样的冲动下，我就开始动笔写这么一部小说。但就像你说的，我里面还是有不少时代和社会的反映，比如书中老村长、做饼干的师傅等等那样的描写。至于小说究竟表达了什么内容，这个也许每个读者得到的都不一样。有时候我觉得，一部作品也未必就一定要有什么思想，有时它也可以表达一种情愫。比如说川端康成的《伊豆的舞女》，你读到的就是那样一种特别的情愫。而你说的惆怅、忧郁，那也是种正面情绪。艺术是有标准的，只要不使读者的感官，和通过感官产生不悦，就都是好的文学。《美丽人生》、《辛德勒的名单》、《钢琴家》这些电影，看完会很震撼，很受冲击，继而让我们产生巨大的同情，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价值。而像《杀死比尔》这样的影片，血腥，让人产生恐惧的负面情绪，我觉得不能算好的电影。
记者：很多作家在一个时期都会发生一个转向，比如凯尔泰斯·伊姆莱，从开始创作起就揭露纳粹大屠杀、抨击极权主义，而他最近的一部作品，也“将不再是大屠杀，而是一个爱情故事。”我在想，您这部作品的出现，是不是一种信号，您将在文学创作上会有一个转向？
梁晓声：这不能说是一个转向。我关注的问题还一如既往是那些问题。在《伊人，伊人》之后，我又写了《欲说》，那是一个反腐败的故事，我这部小说还是以前的那种风格。其实还有一点，我很怕我的文字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老气，少了那种青春的、激情的感觉，《伊人，伊人》也可以说是一次练笔。就像我们在成年后偶尔也会踢一次足球、尝试一次蹦极那样，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。
向生活注入温暖的一部分
记者：我看你前期的作品，包括你的一些自我剖析，都努力探视着人性的弱点。而最近你的博客里《希望在于孩子》等，都在发掘一些乐观的亮色，表现出更多的宽容。
梁晓声：你还看到了我的博客，其实我的博客里并没有什么内容。前段时间我都想把博客关掉，因为我自己从不上网，博客里的文章也是花钱请人帮我打字打出来，再放到网上的。但想到他们也是一番好意，给我开辟了这么个地方，所以还是保留着，偶尔打理一下。你可以看到博客里也没什么文章，我的文章还是习惯放到书里。
至于宽容，你说的是对的。仔细想想，我在写作的初期，把批判现实主义奉为现实主义的最高价值和最高意义。这样一种文学理念，会导致你的眼睛看生活时，会着意地、刻意地去发现哪些值得批判，并且你觉得只有这样，才是深刻。但实际上，这是误区。事实上，我们创作者的眼睛，如果能够从生活中发现温暖，发现温暖的人际关系，发现别人身上的美点，这也是一种声音。美的心灵和发现美的眼睛，写作的幸福感，就在这里。
记者：前段时间，您曾在北京语言大学与“80后”作家张悦然进行了一场主题为“‘暴风雪’与‘樱桃’”的对话，那是两代作家思想观念的一次碰撞。您对“80后”青年作家的成就和社会意义给予了肯定，您说：“能够给予面前这代人慰藉的只有你们这些年轻的作家，而我只能给他们的父母或者小姨以慰藉了。”您觉得，您作品的受众不是所有的人吗？您认为能读懂您的小说的是哪些人？
梁晓声：那个话是我的一句玩笑。读我的作品的人，其实各个年龄层面的都有。大到九十多岁的老年人，小到小学五六年级的小学生，他们都可以读。当然，比较喜欢我的文章的也许更多是早期的知识分子，上世纪80到90年代那些老干部、老艺术家等等。
记者：您是个勤奋的作家，永远不会停下思索的脚步。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期待您的什么作品呢？
梁晓声：其实我也处于苦恼中。到了这样的程度，写作跟经验已经没有关系。我还在写，但是有很多已经说不出来。我的许多思考，对于国家历史、文化现象、国家现实等等，我都想把它们记录下来。但你们现在看到的只能是一半的梁晓声，向生活注入温暖的一部分。
记者手记
联系到梁晓声颇费了些周折，他没有Email，不用手机，能找到他的只有家里的电话。我拿着两年前的电话号码打了几天，终于有人接电话了，却不是梁晓声本人，他已经搬到别处。还好，旧居的新主人知道梁的新号码。
作家梁晓声常给人目光冷峻、笔锋犀利的感觉，而教师梁晓声却是对青年学生总是非常热情、和蔼可亲。他在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任教“欣赏与创作”课，表明态度，只教大三。他的想法是大一大二，是“中文”热身的两年。到了大四，面临考研冲刺和择业压力，心思已都难稳定。至于带研究生，则要看缘分了。我得以坐到他的课堂上也只能归于缘分，我选修的“现代文学思潮”课，因张强老师生病，临时请了梁晓声来代课。给我的感觉，他的课也是一种创作，实在而生动，很受学生的欢迎。
采访过程倒是非常顺利。梁晓声对初出茅庐的“亲爱的同学”毫无偏见，耐心地一一回答。也关切地问起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。写这篇手记前，正看到他的一篇散文《中国故事》，读到他对所教过的两位学生的回忆，字里行间满是关心与爱护，一时心里涌起许多感动。抛开所有的写作成就，他也仍然是一位可亲可敬的人。